刘子翚（1101-1147），字彦冲，号屏山，一号病翁，建州崇安（今属福建）人。著有《屏山集》。
刘子翚（一一○一～一一四七）字彦冲，自号病翁，崇安人，有“屏山全集”。他也是位道学家或理学家，宋代最大的道学家朱熹就是他的门生。批评家认为道学是“作诗第一对病”，在讲宋诗──还有明诗──的时候，也许应该提一下这个问题。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敌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，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“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”，但是宋代道学家对诗歌的态度特别微妙。
程颐说：“作文害道”，文章是“悱优”；又说：“学诗用功甚妨事”，像杜甫的写景名句都是“闲言语，道他做甚！”轻轻两句话变了成文的法律，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。不但道学家像朱熹要说：“顷以多言害道，绝不作诗”，甚至七十八天里做一百首诗的陆游也一再警告自己说：“文词终与道相妨”，“文词害道第一事，子能去之其庶几！”当然也有反驳的人。不过这种清规戒律根本上行不通。诗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个无休无歇，妙的是歪诗恶诗反而因此增添，就出于反对作诗的道学家的手笔。因为道学家还是手痒痒的要作几首诗的，前门撵走的诗歌会从后窗里爬进来，只添了些狼狈的形状。就像程颐罢，他刚说完作诗“害事”，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“谢王子真”七绝；又像朱熹罢，他刚说“绝不作诗”，忙忙“盖不得已而言”的来了一首“读‘大学’‘诚意’章有感”五古。也许这不算言行不符，因为道学家作的有时简直不是诗。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“害道”，那末就可以粗制滥造，所谓：“自知无纪律，安得谓之诗？或者：“平生意思春风里，信手题诗不用工。内容抒情写景既然是“闲言语”，那末就得借讲道学的藉口来吟诗或者借吟诗的机会来讲道学，游玩的诗要根据“周礼”来肯定山水，赏月的诗要发挥“易经”来否定月亮，看海棠的诗要分析主观嗜好和客观事物。结果就像刘克庄所说：“近世贵理学而贱诗，间有篇讠永，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。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，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，那仿佛造屋千间，缺了一间；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，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；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，所以并没有“害道”，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，并没有升堂入室，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。这样，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。
北宋中叶以后，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；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，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。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的不写好诗，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，影响到许多诗人。有名的像黄庭坚、贺铸、陆游、辛弃疾还有刘克庄本人都写了些“讲义语录之押韵者”，小家像吴锡畴、吴龙翰、陈杰、陈起、宋自适、毛珝、罗与之等等也是这样。就像描摹道学家丑态的周密也免不了写这一类的诗，甚于取个“草窗”的笔名，还是根据周敦颐和程颢等道学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。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，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，放射出浓郁的“头巾气”；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，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。
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，“讲义语录”的比例还不大，肯容许些“闲言语”，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，例如朱熹。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，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。他沾染“讲义语录”的习气最少，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，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，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。极口鄙弃道学家作诗的人也不得不说：“皋比若道多陈腐，请诵屏山集里诗”。他跟曾几、吕本中、韩驹等人唱和，而并不学江西派，风格很明朗豪爽，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。
--钱钟书